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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上海佑腾货架 上海佑腾仓储物流设备有限公司 2013-09-14 04:32:55 作者:SystemMaster 来源: 文字大小:[大][中][小] |
富士康的夜生活
这可能是你能见到的最“屌丝”的迪吧了：几盏昏暗的灯光随着音乐节奏忽明忽暗，完全谈不上什么灯光效果，说它是用来照明也许更准确。由水泥和铁栅栏拼接而成的外墙，将这里营造得更像一座森严的牢笼。所谓的舞池，只是外圈轮滑场围着的一块空地。 舞池里挤满了人，但几百人里只有十几个女孩子。在舞台上，忘情扭动的不是在其他夜店能看到的艳丽女子，而是十几个自己走上去的小伙子，眼神迷离，舞姿生硬。穿梭在卡座与吧台间的不是穿着暴露的啤酒小姐，而是带着红袖箍的保安大叔。 这里是2013年8月25日晚上的“夜莺”迪吧，位于深圳观澜富士康厂区南门购物广场的地下——富士康夜生活的一个角落。 人口超过20万的富士康观澜厂区堪比一个县级市的体量。但它又与一般的人口聚集区有天壤之别——你很少看到中老年人，绝大多数是20岁以下的青涩面孔。在全盛时期，当地人均收入与全国百强县之首的江苏常熟相当(年4.4万元)。这里恐怕还是中国网吧、KTV、手机店、电玩城、麻将馆最密集之地，无数闪烁着暧昧霓虹灯的按摩店、私人诊所也间或其中。 长久以来，世界关注富士康都集中在那些保安措施严密的厂区里。在动辄两三平方公里的园区之内，在数十个厂区组成的制造王国里，苹果公司的iPad和iPhone、惠普和戴尔的个人电脑、小米公司的小米手机以及任天堂的游戏机Wii正被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。 在过去的30年里，凭借尽可能生产全部配件和军事化的强硬管理策略，郭台铭持续大幅拉低电子制造的生产成本。一位同行曾开玩笑说，郭台铭手里攒下的硬币就值20亿美元。时至今日，富士康所属的鸿海精密成为全球无可争议的头号电子产品代工商。它连续十几年都以50%以上的速度增长着，去年达到了1175亿美元，相当于中国的甘肃与宁夏2012年GDP之和。 你还可能听说过这样的事实：深圳富士康拥有自己的电视台、消防队、医院、富士康牌咖啡和富士康牌井盖。在深圳龙华厂区，每天的午饭就要用掉10多吨大米。在用工高峰时，每天招聘的新员工超过3000人。要维持这样一个园区的正常秩序，他们雇佣了1000多个保安。 低成本成就了郭台铭，也让他最近几年陷入“血汗工厂”漩涡之中。无论是苹果自曝高强度用工，还是2010年的12连跳以及最近频发的罢工事件，都让其成为最具争议的公司。但这些都指向了作为工人的物理性数据。作为一个特殊的聚集人群，作为普通人，在工作之外，富士康工人的生活和精神世界到底是什么状态？ 在郭台铭1988年设厂的深圳龙华和后来的观澜，在最近几年向内地转移的典型河南郑州，在聚集了总共超过60万人的富士康园区之外，夜晚来临时，富士康不为人所知的一面开始呈现出来。 为什么要娱乐？ “夜莺”迪吧从外面看不到招牌，来此消费的基本都是富士康的工人。虽然环境极其简陋，但迪吧的生意异常火爆，原因很简单：它满足了很多富士康工人夜生活两大关键词——发泄、廉价。 20岁的小辉最常进行的节目就是去“夜莺”蹦迪。“10块钱入场，便宜，进去也不买什么酒水，就是干跳。”他很喜欢从迪吧刚出来的感觉：“整个人被音乐震得木了，大脑停转了，感觉很爽。” 2011年的春节后，他不顾父母反对，来到了深圳富士康。“当时听说每个月能挣3000多，管他跳楼不跳楼的，想都没想就跟着村里的朋友来了。要是在家帮父母干农活，一家忙活一年挣的钱还没我三四个月挣得多。” 来到了富士康后，让小辉这个“小时候兜里零花钱从来没超过20块”的农村孩子迅速有了“城里人的感觉”。但很快，富士康机械、枯燥的工作和离家后的孤独感吞噬了小辉挣到工资的喜悦。 在富士康，大部分人无不被这种枯燥感包围。马帅是郑州富士康生产流水线上一名普通的钳夹工，进厂已经有两年多，虽然只有19岁，但在流动性很大的富士康里算得上是老人了。马帅描述他的工作说：“俺做的活儿机器就能代替，干一年、两年都一样，没什么经验积累，一站能站一天，下班了就找几个人出去放风。” 在郑州富士康，工人每天的工作时间是被严格框定的，每天8点半准时上班，按规定8点15分员工必须到齐，迟到的会被扣工资。为了实现厂区生产效益最大化，员工的用餐时间也被细化规定，不同车间用餐时间也不一样，但时长都是一个小时，中午从10点开始到13点结束，晚上17点到20点结束，这三个小时间，被细分到了不同的三组车间，以避免用餐排队而造成的时间浪费。在做工期间，甚至连上厕所都要向线长申请，这样会被准许10分钟的解决时间，如果超过时间没回来，生产线的线长便会加以管教和批评。“有的线长素质低，总是骂人，”马帅说他曾亲眼见到一个线长对新来的普工爆粗口：“你 会做不会做，不会做给我滚蛋！”“如果你太老实，在里面还会挨打。”他说。 这无可避免地造成了疏离感的企业文化。富士康深圳观澜工厂的一位线长告诉《财经天下》周刊，一线工人的流动性非常大，不管是同一个生产线，还是同一个宿舍，大家待在一起的时间一般不超过半年，以至于工人之间很难形成固定的社交圈子，人际关系非常冷淡。无论在深圳还是郑州，本刊记者采访的几乎所有工人都不愿意将富士康当作职业归宿。流水线的工作是青春饭，因为没有人能常年承受机器般的工作，而且，以每月3000元左右的收入，他们几乎看不到在城市安家的希望。但因为生活，他们必须来富士康当一次过客。既然没有其他的选择，在富士康还是要工作生活下去，在下班之后的夜生活里，他们要重获第二天返回枯燥的装配线的动力。 在离小辉1500公里外的河南郑州南岗村，夜生活同样热闹非凡。这里毗邻郑州富士康最大的员工聚居区“豫康新城”，而在南边不远处，就是富士康航空港产业园区。2010年8月，随着富士康实施往内陆迁徙的战略，这里迎来了第一批工人。富士康带来的不仅仅只是“郑州速度”的奇迹——上亿元的政府税收、大笔的土地征收补偿款，除此之外，对于当地村民而言更为直观的，则是它将周边一个个偏远的农村都变成了“不夜村”。 据不完全统计，居住在南岗村附近的富士康员工有10多万之众，每当周末晚上8点左右，工人们潮水般从厂区涌出来，在厂门口被各种交通工具分流，而后大批的人流便汇聚于此，他们从冰冷而机械的流水线里剥离出来，抖擞精神，迅速转换角色，开始了属于自己的狂欢，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寻求自我的存在感以及压力的宣泄点。 每天晚上，南岗村中的桌球台很早就会被富士康的工人占满。除此之外，还有2元钱一次的练歌房，4块钱一次的5D电影，10元一次的按摩，“不夜村”为他们提供了最廉价的娱乐 与深圳富士康一样，廉价和刺激是这里周边娱乐的特色。在每晚8点到10点之间，这里成片的啤酒烧烤大排档几乎座无虚席，私人旅馆几乎家家爆满。本来不宽的街道，一到傍晚便更加拥挤，有时庞大的人群甚至会造成往来的车辆拥堵不前。但是并没有人因此而焦躁不安，因为花个几十块钱便足以在这里玩得尽兴。在大排档点些小菜，一群人一边用餐一边看餐桌前的免费表演。表演内容丰富，有时会是一名中年男子用河南话讲黄段子，有时则是几名着装奇异的女孩子跳现代舞。只需10元，便可以不限时地在一个篮球场大小的轮滑场地游戏放松，劲爆的DJ音乐，舞厅特有的七彩流光，使轮滑场变成了一个露天的迪吧。另外还有5元钱一小时的桌球、4元钱观看一次的5D电影车等。 KTV是很受欢迎的娱乐方式，在生意火爆的露天KTV，5元钱便可以点一首歌。在所有歌曲里，点唱率最高的是有关兄弟情谊和“古惑仔”系列的歌曲。还有更便宜的选择，跟着人流往村子深处走去，会有一家“2元练歌房”，唱一首歌只需2元，歌厅是临时搭建的板房，当然，你没法对音响效果要求太多。 这是廉价的娱乐，当然还有不廉价的娱乐，那就是赌博。这是郑州富士康的曾彬晚上的主要娱乐方式。 曾彬来郑州富士康已有3个多月，是办公室文员。25岁的他自称在富士康是“叔叔辈”。这源于他偶然看到的一份人事统计表，上面显示富士康的工人绝大多数是90后。跟人聊天时，他总小心翼翼害怕说漏了什么。刚进厂的时候，每个员工会跟富士康签订一份“保密协议”，严禁把企业内部情况泄露出去，否则富士康将会追究其刑事责任，所以谈话内容只能限于厂区之外的夜生活部分。 曾彬说他平时生活其实很节省，唯一的娱乐爱好就是“打鱼”，“打鱼”是一种电子赌博游戏，玩家最低下注额度是200元，换取20000炮。“通常一晚上下来，整个游戏厅的人，有赢有输，但是我最多的一次就赢了100多块钱，赔的时候还是挺多的，200元钱很快就没了，但忍不住又想往里面投钱，晚上做梦都是在‘打鱼’。”小彬摇了摇头，“每回总要投进去三四百元，结果能赢回来的机会很少，我也知道这是种赌博，但是总忍不住要去玩，每次总会抱着侥幸心理，以为会把上次的赢过来。” 类似“打鱼机”的游戏厅，无论是在深圳观澜还是在郑州豫康新城都随处可见，每个游戏厅前都挂着“动漫游戏”的招牌招揽顾客，这像是服务提供者和玩家之间一种特殊的默契。 除了打鱼机这种小赌，还有玩得更大些的麻将馆。每到晚上，深圳观澜富士康北门外的章搁村内，几乎桌桌爆满，而很多富士康员工就直接穿着员工服，在麻将台上纵横搏杀，“一个通宵下来，有时能赢一个月的工资钱。”经常来这赌两把的詹瑞告诉记者。 1980年出生的詹瑞，湖南人，在观澜厂区已经做工3年了，目前是一条生产流水线的线长。他透露了另一个关于赌博的信息：在观澜一带有很多指定的小卖部都可以买到一份地下赌马的赌票，赌票价格不定，最少到1块钱，最多不封顶，如果运气好，可以大赚48倍。“有人一次赢了20多万，直接就辞工不干了。我也买过，但是还没有赢过。” 手机是所有人的圣物 即使再廉价的夜生活消费，还是得花钱，最廉价的夜生活莫过于“窝里蹲”。上班、吃饭、睡觉、玩电脑、听歌、看片，这几乎是阿宇过去两年富士康生活的全部。阿宇是小辉的江西同乡，和小辉同岁，他觉得自己的生活才代表了大部分的富士康基层员工。“就是无聊啦，不过这样也好，能攒下来钱。”他不愿意透露自己每个月能攒多少钱，只是诉苦般罗列了各种开销：社保、住房公积金，伙食费要600多元。因为没有住在员工宿舍，在外租房的费用贵了点，各种费用加起来要400块。加上偶尔支出的其他费用，一个月的花费基本是在1000元出头。 来富士康两年多，阿宇花的最大一笔钱就是用2000元给自己买了台电脑，现在每天除了工作、睡觉外的闲暇时间，他都泡在电脑上。“你不想发泄一下吗？”“想，但发泄不得花钱么……我现在打个游戏，看个片，基本都在放空自己的脑袋，也算是一种发泄吧。” 在2010年的富士康系列跳楼事件后，很多媒体将矛头对准了富士康的加班制度，但富士康的工人并不这样想。一位曾经的富士康员工说出了很多工人的想法：“他们如果不来这里，一大部分人过得肯定没现在好，另一部分人也好不到哪里去。这些人该怎么活，从来不是他们自己定的。前两年跳楼，媒体喊打喊杀，富士康改了制度，加班少了，于是工资就少了，有人问过这些员工愿不愿意么？”事实上，与富士康更改加班制度同时发生的是，2012年起曾独家代工的苹果把部分订单分给了比亚迪和台湾和硕，很多人感觉收入比过去下滑了千元左右。现在，一些线长惩罚员工的方式甚至就是不让某人加班。 与阿宇相比，更多的富士康工人居住在集体宿舍，没有自己的电脑，他们的业余娱乐以手机为核心。在深圳、郑州两地富士康工厂采访的两周时间里，《财经天下》周刊发现厂区周边的商圈与其他地区有明显的不同，这里很少有针对家庭消费的商户，几乎所有的商家都是针对个人消费的。 这里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手机店极其密集，到处都是各种手机的广告，还有无数的手机贴膜和卖手机小饰品的地摊。 李光耀曾说，空调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。对于一年四季潮热的新加坡来说，这一说法并不过分。那对于大多数富士康工人来讲，智能手机可能是对他们最重要的发明，在宿舍里，最常见的休闲方式就是躺在床上玩手机。在富士康周围的大街上，也随处可见低头玩手机的年轻工人。手机就是他们娱乐休闲的圣物。在十几万人的大厂里，他们每天面对的是枯燥的流水线，没有家庭生活，只有集体生活，除了身体，手机可能是唯一属于他们自己的东西。 但值得一提的是，尽管苹果手机正是出自于这些工人的双手，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，下班之后不再能触摸到苹果手机。原因很简单，苹果手机超出了富士康工人的消费能力。在这里，最流行的是小米、魅族、酷派以及各种山寨的低端智能手机，三星手机也有相当的销量，不过绝大多数集中在低端机型。 在观澜厂区附近的街道上，不少小商店提供一项在别处很难见到的服务，那就是帮人往手机里下载歌曲和电影，价格是一块钱10首歌或者两部电影。这项服务针对的大多是文化层次较低、不会使用手机的工人。这项服务很受欢迎，在店里“充歌”的人都排起了队。下一页>> | | |
